【讀書】解除土地到餐桌的恐慌:公民參與的風險治理模式

文│陳儒瑋

基改食品安全嗎?這是全世界都在爭論的話題,台灣衛福部食藥署的基因改造食品專區是這麼說的:

每一種基因改造生物都不同,基因插入的方式也不相同,所以,每一種基因改造生物如供為食品原料,就必須當做一件個案嚴格評估。我國基因改造食品管理,係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嚴格管理,相關政策規定之擬定,以維護民眾飲食安全為前提,以科學證據為基礎,全面考量消費者權益、糧食供應及政策可行性。

但是一般民眾會怎麼認為呢?有些人可能會從媒體上得到「吃基改食物會致癌」這樣的訊息;有些則可能會聽到政府機構的權威學者說:「基改就跟傳統育種一樣,我們已經吃了這麼久,還沒有人因為吃基改食物而死亡,別被不科學的證據給騙了。」;另外也有人可能在書籍中讀到許多醫生或國際學者宣稱「基改可能會引發過敏、腸胃疾病,甚至跟自閉症有高度相關。」;也許經常閱讀我們部落格文章的夥伴會看到我們常說「目前全球針對基改食品的安全性尚未共識」。

好啦,那現在到底是怎樣?我們該相信政府嗎?還是消費者團體?或是國外學者?

在周桂田教授與徐建銘博士生合撰的《從土地到餐桌上的恐慌》一書中,認為民眾對基因改造產品的懷疑,從資訊與溝通的角度來討論,可以這樣說:

高科技的複雜性與風險不確定性,原本就不易為一般人所理解和掌握;然而,高科技的發展卻必須以社會(接納)水平為基礎。換句話說,科技發展越快速,越需要與社會進行互動和反饋。因此,資訊就成了科技與人文、科技與社會重要的中介(溝通)機制。全球生技產業的發展是新興「知識經濟重要的一環,資訊溝通越充分,社會認知學習的過程也就越成熟,社會風險也就跟著遞減,反之,資訊越獨斷的和封閉的社會型態,爆發的風險將無法控制。(p.131)

今年年初行政院科技會報研議發展基改作物種植一事,便徹底展現政府完全忽視與民眾之間的溝通,進而引起許多的專家學者與行動倡議者在各式媒體進行為期長達二周的激烈討論。

義美高志明總經理首先發難,發表聲明要求政府不該把台灣當成基改試驗場,義美食品臉書湧入數以萬計粉絲按讚、留言與轉貼。台大農藝系郭華仁教授之發表《國家基改政策猶如天邊的彩虹》、《不要基改  要全面復耕黃豆》與《試解密台灣基改內幕》三篇投書,隨後更有各方專家包括我們行動團隊在內撰寫的《吃不死人有什麼好驕傲的 台灣人值得更棒的食物》、《反基改  是反理念  反技術  還是反壟斷?》、《歐洲人不買帳  基改作物凋零》、《基改作物不是解決台灣糧食問題的解藥》、《基改救經濟,但你要拿什麼來換?》、《爭取非基改  消費者要團結》、《基改選擇權屬民眾》及《別讓台灣成為另一個夏威夷》等多篇意見投書。民間團體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發起「一人一通電話要求縣市長拒絕開放農地做基改實驗區」行動,YAHOO更以《你會不會特別挑選非基因改造標示食品?》為題舉辦時事民調,顯示有高達73%的民眾會特別選擇非基改食品。

反觀農委會主委陳保基接受採訪時竟表示,「台灣目前基改作物僅進口供飼料使用,國內並沒有種植、也沒有開放食用。」,更讓人不解主管機關是否完全沒有進入狀況?此外,農委會更僅發布一份「農業基因改造科技秉承積極研發、有效管理之政策」之聲明作為對此議題之回應;另一方面,有水稻之母稱號的中研院余淑美院士則以專家身分於報章發表《國際背書  基改可信賴》一文說明基改作物實為拯救糧荒之解藥,然而民眾對行政院企圖發展基改產業的政策,撻伐之聲已難挽回。

如同許多爭議事件結果,最終該政策又回歸原點,根本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問題出在哪裡?書中也以風險治理的觀點提出一針見血的觀察:

政府習慣以專家政治、科技官僚和「教育」民眾的方式,回應社會各界對食品風險治理的挑戰。這種修補式的食品風險治理典範缺乏全局的思考及納入公民參與的知識基礎,終究會造成許多食安未報彈隨著時間偶然地被引爆,而非透過風險治理的方式預先拆除炸彈引線,降低對民眾的健康衝擊與社會影響。(p.214)

受到國際政治現實與自身國家產業政策影響,台灣有近七成的食品需要自境外進口。以黃豆來說,有九成進口的黃豆為基因改造品項,市面更充斥以此為原料的各式加工製品。在面對全球化流動的食品風險的事先預警措施上,台灣政府的因應顯得左支右絀,而民眾對政府的強烈不信任,讓情況更為艱鉅。

食品議題從來就不是食品議題,它同時也受到全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因素牽動。…食品進出口往往是國際談判的一部分,而當國際談判以經濟、政治利益為優先,食品安全往往就得低頭了。…全球化市場也帶來新興的機會與挑戰。政府不可避免的既是新興科技的引進者和倡導者,同時也是把關者。然而,台灣政府在這幾個身分之間的平衡,卻一直受人詬病。…社會上一直缺乏對基因改造科技的的探討、反思與共享其願景。我們並不是反對基改的技術,而是這些技術的價值和風險並沒有真正被這塊土地的人民所認識。(p.60-61)

目前台灣尚未允許開放種植任何基改作物,非基改黃豆與玉米自去年10月起納入追蹤追溯系統列有專屬貨號,基改食品標示在一波三折的狀況下自今年七月起開始分階段實施,對比過往政策已有長足進展。然而,台灣仍尚未針對基改食品風險進行在地化研究,也沒有依據國人飲食習慣制定風險評估策略,法律規範數值職與安全性宣稱基本上均依循國外制度,這在許多跨國食品風險事件如狂牛症或瘦肉精等爭議等中屢見不鮮。面對全球化的食品流動,台灣主管機關應採用新的風險治理模式,揚棄以科學證據、耐受劑量或官員個人式保證並企圖說服民眾忽略尚有許多不確定因素的模式,在政策規劃初期即採用公眾參與與資訊透明做法,朝向納入風險評估者、風險管理者與相關利益者團體(一般民眾、產業、消費者團體、醫療體系、科學社群與媒體等等)的創新學習討論型模式。

然而,開放公眾參與常會遇到的情況,是科技專家與一般民眾對於風險認知的巨大鴻溝。

對許多技術專家而言,公民參與也許是一件有點莫名其妙的事。在專家眼中,不少常民和媒體所提出來的問題就像是他們在大一新生課堂上會碰到的問題。…對許多民眾而言,這種說法就是專家的傲慢;對專家而言,則認為這是民粹所帶來的盲目。然而民眾並不盲目也非不理性。專家透過儀器和標準化的檢測方式來獲取資訊,而民眾卻是以日常生活中累積的知識及日常價值與倫理來判斷風險。(p.14)

書中亦揭露2013年的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民眾對於政府掌控食品安全風險能力有著高度不信任感,要突破目前民眾對政府間的信任僵局,食品風險治理政策應開始進行新的典範轉移,從政府傳統化的上對下決策者形式,轉變為納入科學、社會、文化、環境與生態等多方面考量,並由政府扮演協調者,開拓討論空間協助達成各方共識。

今日的消費運動來到了一個關於人們想要什麼樣的未來的價值性運動;而食品風險治理也面臨了人們想要什麼樣的食品上桌的現實問題。(p.253)

從土地到餐桌上的恐慌》一書當然不僅只談論基改食品面向,舉凡近年來你能想起的重大食安事件,如:戴奧辛鴨蛋、餿水油、狂牛症、瘦肉精、三聚氰胺、毒澱粉、塑化劑等等均囊括其中,宛如是一本台灣食安風暴紀錄資料簿。

在看似不同食安事件中,政府的反應倒是如出一轍:隱匿→踢爆→道歉→產品下架→專家保證→制定規範→業者自律→重新上架→逐漸淡忘。

公民才是食品安全最強大的監測者。

書中的這句話,不啻為台灣現今情況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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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桂田、徐健銘│出版社:商周│出版日期:2015/01/08│資料來源: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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